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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美國媒體已喪失獨立自主淪為政治幫兇
作者：佚名 日期：01-4-21 字體：[大] [中] [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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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考克斯報告》、李文和冤案和中美軍機相撞事件清楚看出，美國媒體早已成了“政治正確”的俘虜，它被操控也加入了操控，成了美國惡兆政治的幫兇。
香港《亞洲周刊》4月16日——22日一期刊登署名南方朔的一篇文章，題為《美媒體的惡兆政治學》，抨擊以“專欄右派”為代表的美國右翼媒體勢力在近來中美關系中扮演的角色。文章摘要如下：
稍早前，李文和案猶在發展之際，主責此事的聯邦調百局官員天天胡亂放話，而美國媒體和專欄作家則跟著指揮棒旋舞。
在媒體的造勢起哄下，李文和成了美國公敵，而中國則成了邪惡的、竊取美國機密的敵人。
更早之前，《考克斯報告》出爐，與其說它是報告，毋寧說是“虛構小說”，但一向很會懷疑別人或別國動機的美國媒體，卻都不約而同地將小說看成事實，甚至更加油添醋地編造故事。
而今這兩個笑話都成了過去，李文和案的羅織恐嚇，甚至成美國執法系統的嚴重污點。然而，笑話會被忘記，它所欲達成的目標卻留存下來。在整個過程中，沒有任何人被懲罰。誠如西諺所說：“愛國是流氓的庇護所。”它是一種“政治正確”。
美國媒體早已成了“政治正確”的俘虜。它日益被操控，甚至也加入操控。20世紀60和70年代，這個美國媒體能對它的政府保持懷疑、能在國際事務上保有自主判斷的時代，早成了過去。當媒體的這種反省與第四權力功能消失，它就倒退到從前。在美國媒體史上，赫斯特報系曾是惡名昭彰的美西戰爭的戰爭販子；在麥卡錫時代，媒體也是最大的幫兇。
評論與報道讓人啼笑皆非
而今，中美軍機擦撞事件，在雙方領袖的理性和忍讓下，業已告一段落。回頭重復這12天的美國報紙，我們一方面對幾位望重之士公正客觀的評論表示佩服，如著名的自由派評論家威廉-普法夫、前加州伯克利大學教授查默斯-約翰遜、前軍方官員班福德等；但更多的評論與報道，則讓人不僅啼笑皆非，甚至還要為他們悲哀。
例如，右翼智庫拉爾夫-科薩表示：“中國聲稱保衛國家主權，，豈可登上美國主權的飛機并私用它的敏感裝備？這豈是好的待人之道？中國有些人長期指責美國的冷戰心態，而它所做的證實了這一心態。”他在說些什么啊？毫無疑問，這是對讀者而言，美國主權、敏感裝備等字眼一旦出現，文章即達到了目的。
美國要獨霸世界海洋
而資深的保守派專欄作家薩菲爾更離譜：“在軍機碰撞后，中方發表了好戰聲明，目的在將它的疆界擴延到海岸很遠之外，它宣稱美國違背了海洋法條約，而這個條約乃是民主黨卡特時代的產物，它幾乎將海洋資源的所有權交給了一個聲稱代表全人類的聯合國機構，我們之中的有些人嘲笑該條約傷害到了自由企業精神，……而里根總統救了我們，他拒絕簽署該條約。我們以為習慣相信自由通過之權。美國不是這種社會主義目標的法案的簽署國。我們沒有必要理會他們的怒吼。”聯合國為了規范海洋秩序，而制定了海洋法條約。美國自持力強，要把別人的海洋都變成它的海洋，因而他認為海洋法條約是“社會主義目標”。由于不簽署條約，當然沒有遵照海洋秩序的義務，當然也就沒有入侵或不入侵的問題。這是什么論調，公開的耍流氓嘛！
又例如，這是一個知名保守派作者弗里德曼的說辭：“中國為了相撞事件、一名飛行員之死，要求美國道歉。好啊，我認為中國是對的。我們應該道歉。我們還應該為一年進口400億美元中國貨品而道歉。我們也應為每年超過5.4萬名中國學生留美，乃是最多的一國而道歉。我們也應為美國對臺軍售的節制而道歉。”
上述這種論點筆不勝筆。多年前，美國紐約州立大學教授布爾納及美國天主教大學教授威斯特在《專欄右派：為國家主義服務的保守派新聞工作者》一書里，即以蔑視的態度指責右派專欄作者。他指出，要作為一個自由派，為了讓自已的進步觀點能夠說服別人，即須嚴格地研究，但專欄右派則否。他們但研究都只限于修辭術，而不是針對寫作作綱領式的研究，他們針對各種與時俱變的現象，不論政治、外交和軍事，都只是搞修辭，而不是促成綱領式的理解”。
自已必對別人必錯
由兩位教授的敘述，再回頭核對前面這種類型的見解，或許即會發現，這些專欄意見除充斥口號式的美國修辭學外，可說毫無具體綱領式論證。因此，要當“專欄右派”，實在太廉價了。他們只需要根據既定的“刻板印象”或“陳詞濫調”重復即可。各式各樣的歪纏，不知所云的推理，東拉西扯的比喻，目的只有一個，就是自已永遠正確，而別人必錯。
稍早前，普利策獎得主、加州伯克利大學新聞研究所教授巴格迪奇安在《媒體壟斷》一書里，特別提到一個他始終念茲在茲的問題，那就是在麥卡錫主義時代，流氓愛國主義當道，不斷的羅織與迫害，卻無人質疑。巴格迪奇安教授指出，那是一種媒體的“被造的偏見”所致，它使媒體自覺或不自覺的，在愛國主義的召喚下，成了迫害者的同謀。
而媒體不再獨立自主，反而成為同謀，這乃是巴格迪奇安教授最關心的課題。同樣的，乃是當代語言學大師喬姆斯基也在《制造同意》一書里得到的相同結論。他們都發現，60年代由于媒體首次隨著時代變化，成了進步媒體。于是，70年代以后，美國政商階級對媒體的壟斷快速展開。例如，媒體數量快速減少，而集中度則快速增加。20家公司即控制了一半份數的報紙，20家公司控制了雜志廣告一半收入，3家公司控制了電視，10家公司控制了電臺，11家公司控制了出版。而這些公司之間又彼此股權交換，一個媒體壟斷的新階段已開始。媒體發揮高度批判自主性的時代告終。
而更重要的，乃是前麻省理工學院及哈佛大學教授薩洛瑪在遺作《惡兆政治家：新保守派的迷宮》里的發掘與探討。他指出，近代是美國右派快速集團化的時代，保守派的智庫、基金會、政治組織、教會、國會、共和黨、媒體、利益法律公司、校園等，已變得日益緊密。他們好戰、心態法西斯、不擇手段、自鳴正義，在愛國主義下無所不為。薩洛瑪教授認為這是美國的‘惡兆政治學’。由過去這段時間以來的美國政治，的確已看到這種惡兆的胎動。中美軍機擦撞，美國媒體各種好戰言論與狡賴之辭盛行，媒體的確高度發揮了共謀者的功能。
而今，軍機事件終于在各讓半步的理性與善意里解決了。媒體與“專欄右派”顯然沒有造成大家都后悔不及的結果，這是幸運。但在目前的結構下，他們不會因此而結束。將來再發生什么事情，誰知道這些媒體與“專欄右派”的煽風點火，會不會造成災難？